工商业在里下河一带更是不发达，原本四处可见的绸缎铺、茶馆、酒楼，工艺漆器、玉器、镂金器、镶嵌器、刺绣、檀类器物、香粉，以及铜器、木器、竹器等日用品生产业也纷纷关门，非但如此原本的盐行也大面积的缩水，早已不服昔日的辉煌，这其中固然有大运河淤积的原因，但你不可否认有我朝重农抑商的巨大因素在里面，一座城市的兴起，固然靠农业，但工商业也不可少，其所展现的作用不可预测！“
这一次三人无人着急说话，因为这一番言语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太大，一时半会儿难以消化，需得思索思索。
杨峥也没催促，今日这番言语的目的，不过是表明自己的立场而已，如今立场已定，接下来的细节问题，他用不着急，他相信商业所带来的好处，足以让他们看明白什么才是未来数百年里的王道。
如此自我安慰了一番，他算是彻底放开了，也不理会三人苦苦思索的表情，独自喝着茶汤。
眼看着一杯茶汤见了底，才听得况钟吐了口气，道：“看来大人是早有准备了，卑职虽不知大人为何一口咬定工商业能壮大大明，但有一点卑职十分的赞同，大明赋税单一的靠百姓，终究不是个长久之计，大明疆土是不少，可百姓的人口也不断的增加，他们能得到的土地将会越来越少，所能承受的赋税也并不多，大明的赋税始终抵不过宋代，商业上压制固然有一方面，另一方面百姓的赋税难以保证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可恨的不少官员不知忧心朝廷，一味的从中作梗，使得本来不多的赋税变得更加少得可怜，堂堂大明一朝，一场天灾，一人人祸，偌大的户部竟来不出银子来赈灾，这足以说明，朝廷的赋税实实在在到了要改一改的地步！朝廷给商人提供保护，生意往来的便利，商人获取商业上带来的财富，朝廷则从他们财富之中收取相应的税收，增加户部的收入，也给百姓减轻了赋税的压力，算起来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这一点卑职还是明白的，所以大人想要做什么，卑职都会支持？“
“不管是你，我们也支持？“徐朗，高航大声道、
高航笑着道：“高某听着不太明白，不过我知道朝廷有了商业税，就不必碰上要银子的事情，就头疼，我们锦衣卫的俸禄也能发的及时些？”
众人听得一阵大笑，气氛登时变得欢快了许多。
徐朗身为杨峥的军师，一直为其出谋划策，苏州的这一切，无不是有他的影子，可以说杨峥能以一举平衡苏州的米价，挫败沈家他功不可没，此时见杨峥打定了主意，决定将藏于心头的担忧说出来，好让他做个准备。
趁着众人说笑的功夫，他放下了手中的茶杯，稍作沉吟后便朗声道：“收取税收自古有之，宋初设商税务院征收商税，并颁布《商税则例》张榜于商税务、场门前，令来往客商依法纳税。征税环节，分过税和住税。凡行商行销货物，每千钱课税二十，叫过税；凡城市商人（坐商）销售货物，每千钱课税三十。元初，商税无定制，太宗时，始定诸路课税。我朝虽重农抑商，但与商业上，也收取商税，设税课司、局管理，全国有三百六十余处，只不过宋代、元代备受重视的商业税，在我朝不受待见而已，其中原由大人想必也该知晓一二？“
杨峥暗暗点了点头，表示略知一二，从朱元璋登基，对于商业多有压制，但也有保护，如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遭到皇帝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这种商业税收在洪武一朝，几乎无人敢说什么，所以这个规矩基本上延续了下来。
等朱棣登基后，这位老兄野心太大，做的事情也多，单靠农业上的税收是无法支持他修建北京城，编修《永乐大典》，疏通大运河，五出蒙古，六下大西洋，所以从永乐开始朝廷开始加重了税收，但对民间的税收却是进一步放松，‘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即便如此，征收的税收并不高，大部分采取了轻税政策，‘关市之征，宋、元颇烦琐，明初务简约，以朱元璋定下的商税三十取一，超过者以违法论。足见商业税的不完善，这一方面是朝廷对商业税的不重视，另一面也不是没有官员的诸多阻挠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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