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外，宋代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一个尚不是大一统的王朝，其海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早在开宝四年，就设置市舶司于广州。以后，北宋政府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山东胶县境）、秀州的华亭县（上海市松江一带）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
宋金并立，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可以说宋代的繁荣固然有农业的功劳，但最大的功勋应该属于商业，一个明明羸弱的王朝，却依托商业成为天下第一等的经济强国，这本身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更让人不可思议的在于，一个大一统大明王朝，在收入上竟还不足人家的零头，这说出来或许是个笑话，可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巨大的落差，让徐朗也不得不对此事做出了过多的关注，竟过自己多日的潜心研究，以及杨峥的潜移默化，或多或少有些新的看法，宋代从传统的农业上跳出了固有的圈套，在通过宽松的环境，律法上的优待，以及对商人体会的提高，甚至对商业的扶持，技术上给出支持，造就了宋代商业上的传奇，大量精致的商品吸引大量从依靠土地过活的百姓，使得他们开始依赖土地，变成将土地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想卖便卖，并非不可能，至少没了土地未必不能生活，这样的后果，必然造就了越来越多人从事工商业，随着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渐增多产量加大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因此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国库的充盈，百姓富裕，商业的繁荣，让人惊叹的传奇，一切的一切源自宋代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那便是无意识的将百姓从土地的束缚之中走出来，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而宋代的百姓选择了商业，朝廷也据此从中得到了实惠，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原则。
只可惜，这种良好的模式，大明并没有更好的继承下来，虽说在商业模式上，明代继承了宋代，可在管制上太过死板，如对某些重要商品，如盐、茶等实行专营制度。明律规定，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盐引”和“茶引”。“引”是商人运输货物的凭证，印有法定的重量单位。明洪武元年修定的《盐引条例》，规定犯私盐罪者绞，有军器者斩。其后在《大明律#8226；盐法》规定，凡犯私盐罪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朝廷凭借国家权力，将有较大市场、利润较大的商品垄断在官府手里，使民间商业的经营范围缩小，极大地限制了民间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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